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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美國學者阿瑟·丹托以“藝術的終結”為題撰寫論文，闡發(fā)其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藝術狀況的看法；隨后，貝里爾·朗將該文作為主題文章編輯在《藝術之死》中，這個駭人聽聞的標題當時引起西方知識界一片嘩然，西方學者從多個角度討論了藝術終結的可能含義和邊界。20世紀末，“藝術的終結”這一命題被引入中國。20余年來，中國文藝理論界通過引介、移植和拓展等多方位的開掘，賦予了該命題獨特的本土意義和價值，它作為西方的舶來品在中國完成了本土轉換。

《藝術的終結與當代中國文藝理論建設》（張冰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7月版）通過對藝術的終結諸多知識譜系進行爬梳，為該命題討論走向深處，進而為推動當代中國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知識譜系

梳理藝術的終結在中國理論“旅行”的知識譜系，討論其對中國文藝理論建構的貢獻之前，首先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回到這一命題的原點，弄清楚其基本內涵。通過爬梳學術文獻，作者把藝術的終結在西方的基本內涵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種內涵是指藝術的“死亡”“消亡”，代表人物是貝里爾·朗，其編著的有關藝術的終結的論文集，直接以《藝術之死》命名。第二種內涵是指藝術的“衰落”，即某種藝術樣式的繁榮只能存在于歷史的某個階段，當歷史行進到下一階段時，舊的藝術形式走向衰落，新的藝術樣式開始繁榮，代表人物是馬克思。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經指出，希臘神話只能存在于生產力不發(fā)達的原始社會。第三種內涵是指一種藝術觀念不再適應藝術實踐的發(fā)展，或者說某些藝術觀念逐漸被拋棄，代表人物是韋茲等分析美學家。在他們看來，藝術是一個開放的概念，由于對新的藝術實踐不再具有很強的解釋力而被拋棄，從而帶來這些既有藝術觀念的終結。

除了以上三種基本內涵，藝術的終結在西方的第四種用法是藝術的哲學化，代表人物是黑格爾和丹托。他們均把藝術的本質看作哲學，認為藝術的發(fā)展歷程就是對自身本質的尋找。當藝術意識到自己的哲學本質時，其歷史使命完成并走向終結。藝術的終結在西方的第五種用法是指日常生活審美化，代表人物是鮑德里亞、韋爾施等人。他們對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理解存在差異：鮑德里亞等人主張從日常生活向藝術審美生成，帶來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傾向；韋爾施等人則主張從審美和藝術向生活延伸，帶來審美的日常生活化趨勢。

本土轉化

藝術的終結這一命題剛剛引入中國時，并未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國內學者對其關注始于《文學批評》2001年第1期刊發(fā)的由美國學者米勒撰寫的《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xù)存在嗎？》。世紀之交，大眾文化勃興、文化研究興起。中國學術界迅速作出回應，發(fā)表了許多相關論著。與西方學者側重對藝術的終結的可能含義和邊界進行多方位闡釋不同，中國學者對這一命題的見解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對西方藝術出現(xiàn)危機的分析和評判；二是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當時遭遇到的相近文化境遇作出判斷；三是從比較視野出發(fā)，強調中西文化語境的差異性，否定藝術的終結命題在中國發(fā)生的學理上的可能性。

藝術的終結在中國呈現(xiàn)出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發(fā)展態(tài)勢。首先，西方藝術的終結命題發(fā)展路徑是先在理論領域出現(xiàn)，之后才在實踐領域出現(xiàn)；中國則相反，由實踐及理論。其次，由于這一命題的哲學譜系與中國本土的文藝理論話語結合不緊密，人們關注甚少，中國學者關注藝術的終結的興趣點主要集中在文學與都市文化生活領域。再次，西方討論這一命題語境的中心是新媒介技術對藝術的影響，而中國學者轉移了西方語境的中心，主要討論大眾文化對藝術的影響，實現(xiàn)了對本土知識生產的觀照。由此可見，中國學者并未盲從西方學者的論斷，而是秉承對話精神，在比較視野下為中國藝術走出終結的困境尋找出路。

藝術的終結這個理論命題在中國已經“旅行”了20余年，它以一種復合的姿態(tài)走進中國學者的視野，與中國文化和文學實踐相結合，完成了本土轉換。那么，經歷了藝術的終結諸種理論洗禮的中國文藝理論，該走向何方呢？該書為我們提供了答案。作者認為，首先，要超越市場與文藝、文藝自律與他律二元對立的思維；其次，中國文藝理論界應整合各種思想資源，實現(xiàn)理論與文化實踐之間的有效結合，使文藝理論真正介入社會，發(fā)揮其應有效能。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