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卡魯斯·蔡斯指出：“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稱為技術奇點。對于人類來說，這有可能是驚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災難性的一刻。”而全球大眾傳媒似乎主要在渲染“災難性”一面。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帕斯卡爾說“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于思想”，而在當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思想”的時候，我們人類的尊嚴正在被機器“冒犯”。除了“思想(哲學)”外，在AI引發(fā)的藝術文化生產革命中，這種尊嚴也正在被“冒犯”：電腦自動作畫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現(xiàn)在AI也可以作曲了……這其中的“現(xiàn)象級事件”似乎應該是微軟AI機器人小冰竟然開始作詩，并且還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樣的詩集。

AI發(fā)展帶來新型“盧德謬論”

現(xiàn)代人對于自己的尊嚴被冒犯所產生的抵觸情緒，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本能反應——對于闖入文藝創(chuàng)作領域的AI，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藝生產主體，尤其是藝術家，目前的總體情緒大抵就是如此。這從他們公開發(fā)表的一些言論可見一斑。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抵觸可被理解為一種全新的“盧德謬論”。

“盧德謬論”(Luddite Fallacy)是發(fā)展經濟學中的觀點。19世紀，藍領工人認為在生產中應用自動化機器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進而導致失業(yè)率增加?，F(xiàn)在這一觀念又在人類與AI的關系中得到了更加直觀的呈現(xiàn)。

對未知事物產生恐懼是人常有的另一種本能反應，這種恐懼與抵觸情緒交織在一起，會深刻影響我們對于AI的認知。這種復雜的情緒很早就被好萊塢電影工業(yè)充分利用，生產出一部又一部智能機器人威脅乃至取代、毀滅人類的科幻大片。近年來。隨著AI的爆炸性發(fā)展。有關智能機器人阿爾法狗、索菲亞等的商業(yè)噱頭在大眾媒體上瘋狂傳播。進一步加強了人們對AI的恐懼和抵觸,放大了對AI認知的“盧德謬論”。

藝術家普遍認為，沒有“情感”的冰冷機器所生產的 “藝術品”無法觸動人的審美情感并引發(fā)心理審美反應，因此不具有欣賞價值。但是，如果我們對上述觀點進行深入反思，會發(fā)現(xiàn)不少問題。假如沒有情感的“自然”所“生產”出的景物能引發(fā)人的審美參與，那么由機器創(chuàng)作的“藝術品”未必就不能與人類進行審美互動。

根據(jù)“圖靈測試”原則，一個人和一臺擁有智能的機器設備被隔開，在互不相知的情況下進行隨機的提問交流，如果超過三成的測試者不能確定對方是機器設備，那就代表了這臺設備擁有“人類智能”。這種圖靈測試也可用來對AI所生產的藝術品進行測試，以證明AI機器是否具有審美智能。AI可以模擬人的大腦神經或心理反應，其所生產的藝術品也能相應地引發(fā)人腦神經或心理的審美反應——這至少在技術層面上是可能的。

我們可以質疑當前AI的思想或藝術創(chuàng)作能力，但是應該明白AI還處于“嬰幼兒”期，其自我學習、自我成長的能力具有無限潛能，盡管在其成長過程中還需要人類提供幫助。

面對全球對AI的認知狀況，只有人文主義情懷是不夠的，科學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文化理論研究大有可為。

“機械原創(chuàng)”引發(fā)生產主體變革

AI對文化的革命性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文化生產工具的劃時代革命，而理解這場革命的偉大意義，首先要回溯現(xiàn)代文化生產工具的發(fā)展歷史。

本雅明經由馬克思對“機器體系”的批判提煉出“機械復制”概念，認為現(xiàn)代文化在生產工具上也表現(xiàn)為一種“機器生產”。在“印刷資本”或所謂“古登堡”時代，自動印刷機開啟了現(xiàn)代文化生產的“機械復制”時代，文字產品的大規(guī)模生產與傳播也開啟了文化消費大眾化進程。而大眾識字率大幅度提高意味著“文字”這種文化生產工具也越來越大眾化。

在其后的“電子資本”時代，廣播、電影、電視等使現(xiàn)代文化機器生產進入“電子復制”階段，文化消費的大眾化再次被推進，照相機、錄像機、錄音機等機械設備成為大眾更加容易掌握的文化生產工具。

20世紀末，信息技術產生了革命性的飛躍，成為當代先進科學技術的代表。人類社會文化發(fā)展進入“數(shù)字資本”的“數(shù)字復制”階段，而“非智能化”的計算機、Web1.0依然處在本雅明所謂“機械復制”階段。

AI的出現(xiàn)標志著計算機發(fā)展到“智能化”新階段，現(xiàn)代文化生產又一次向前跨越，進入全新的“機械原創(chuàng)”(Mechanical Production)階段，其劃時代的革命意義是基于“數(shù)字復制”的“數(shù)字資本主義”所無法涵蓋的。比如AI機器人小冰盡管依然是一種計算機軟件程序，但“她”不是在“復制”同一篇詩歌作品，而是可以不斷地“創(chuàng)作”出一篇篇不同的作品。如果說電視等機器主要引發(fā)的是大眾文化的“消費革命”，那么AI引發(fā)的則是大眾文化的“生產革命”。

智能自動化使“機器”在資本框架下成為文藝作品的“生產主體”，這對千百年來“人”在文化智能生產中的“主體”地位顯然是一種挑戰(zhàn)乃至威脅，而傳統(tǒng)“人學”范式已不再完全適應于闡釋這種新文化現(xiàn)象。同樣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到Web2.0階段，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平臺技術不斷更新，大眾不再僅僅是文化信息產品的“消費者”，轉而成為直接的“生產者”。它與智能技術的融合，鍛造出現(xiàn)代大眾的超級文化生產工具即智能手機，此前的照相機、錄像機、錄音機等眾多機器功能皆匯聚到智能手機上，文化生產工具進一步大眾化。

人工智能有待打破資本壟斷

“機器”成為“智能主體”是在資本框架下，現(xiàn)代科學技術和機器體系不斷革命性、累積性發(fā)展的最終結果。在此之前，動能自動化首先使機器成為“動能主體”，而傳統(tǒng)的非自動化生產工具始終只是人的客體手段。自動化是使機器成為主體的前提條件之一，比如作為非自動化生產工具的鋤頭等就不可能成為“生產主體”;而另一前提條件是自動化機器被“資本”占有和壟斷。只是在資本框架下或在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中，機器才能成為主體，才能對作為“體力主體”的藍領工人形成威脅甚至取而代之。只有揚棄這種資本主義應用進而揚棄私有制，機器才能被還原為真正意義上的客體——當時發(fā)動打砸機器的“盧德運動”的工人卻沒有自覺認識到這一點，最終形成所謂“盧德謬論”。

馬克思當年對自動化機器的批判,同樣適用于當前我們對AI的分析：如果說前者主要對物質生產產生影響，那么后者則直接影響文化生產。從生產工藝上說，文化產品也開始被機器自動化生產。AI機器之于電視機、攝影機等，就如19世紀的機器體系之于鋤頭，如果前者威脅的是作為“體力主體”的藍領工人，那么后者則直接對包括文化從業(yè)者在內的作為“智力主體”的白領工人或知識勞工產生威脅。

馬克思曾辯證地指出，動能自動化在威脅工人的同時也開啟了把體力勞動從其雇傭形式中解放出來的進程。同樣AI在威脅知識勞工的同時，也將開啟把文化生產等智力勞動從其雇傭形式中解放出來的進程。面對AI作為“智能主體”日益加劇的威脅，許多中西學者提出了人——機互動、并生、共存等方案，但是不緩解資本對AI技術及其發(fā)展的壟斷，這種美妙的方案恐怕難以真正實現(xiàn)。